风 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和高新技术公司的融资手段，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桥梁，成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催化剂。中国现 阶段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不完备以及风险投资实践的匮乏，导致风险投资领域公共救济严重不足，使风险投资业在中国的法律风险更为突出， 具体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风险之一：风险投资主体信息不对称的法律风险

一是风险资本募集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与风险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法律风险，包括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即投资者无法在事前准确地知道风险投资家的真实能力）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即风险投资家是否善尽职责投资人难以各悉）。此类风险又称为隐藏的行为，将导致道德风险。

二是项目投资过程中风险投资家与企业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法律风险，既包括客观方面存在的外生性非对称信息（即因所投资领域高度专业性而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包括主观方面双方都可能有意隐瞒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风险之二：技术开发不能与缺乏市场前景的法律风险

在种子资金投入阶段，实际上是风险投资机构与技术开发方共同开发技术，技术开发不能是这一阶段的主要风险；而在导入资金投入阶段，技术缺乏市场前景则成为主要的法律风险。

风险之三：风险企业知识产权合法性的法律风险：

风险企业在对核心技术的所有权上存有瑕疵（如该技术系创业人员原所在单位的职务发明）显然会影响风险资本的进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风险资本看重的可能 就是该项技术。此外，创业者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问题、原单位的专有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保密问题以及遵守同业竞争禁止的约定等，都有可能引发纠纷，不利于风险 资本的引进。

风险之四：风险投资协议缔约不能、缔约不当与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风险

风 险投资机构与风险企业谈判的核心成果是《风险投资协议》的订立，这是确定风险投资资金方向与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法律文件。在此过程中可能涉及三方面的风 险：一是缔约不能的法律风险；二是谈判过程中所涉及技术成果等商业秘密保密的法律风险；三是缔约不当的法律风险，如以简单的未来股权转让协议替代风险投资 协议，以致未能准确界定双方权利义务。

风险之五：尽职调查不实及法律意见书失误的法律风险

这一风险是作为中介的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与风险投资机构及创业企业共同面对的法律风险。尽职调查不实，中介机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风险投资机构可能蒙受相应损失；而创业企业则可能因其提供资料的不实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风险之六：风险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风险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风险：一是关于风险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关于股东权益保护。

风险之七：风险资本流转不能的风险：

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高门槛及风险企业创业的特征，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体制下，吸收风险资本的企业大多数情形下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所以，风险资本投 入后换取的通常是单一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普通股权。这就是风险投资资金在投入后缺乏在证券资本市场上的可流动性（一般在资金投入后都会规定一个最低的资金滞 留期，往往都约定三年内风险投资人股权不得转让）。

    风险之八：IPO不能的法律风险

    风险企业股票发行上市通常是风险资本家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股票上市后，风险投资商作为发起人在经过一段禁期之后即可售出其持有的风险企业股票或者是按比 例逐步售出持有的股票，从而获取巨额增值，实现成功退出。理论上说，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可选择进军我国的主板。但目前而言，风险企业IPO尚存在相当的难度，由此引发的法律风险不言而喻。

    风险之九：股权转让不能（原股东或管理层回购不能）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的风险投资实践中，回购退出方式主要是指原股东回购或管理层回购。风险企业原股东回购风险投资方的股权实际上是股权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受让方 是风险企业的原股东。有的时候是由风险企业管理层来受让风险投资方的股权，这时则称为“风险企业家回购”或“管理层回购”。以原股东或管理层回购的方式退 出，对风险投资方来说是一种投资保障，也使得风险投资在股权投资的同时也融合了债权投资的特点，即风险投资方投资后对风险企业享有股权，同时又在企业原股 东或管理层方面获得实现债权的保障。回购不能也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风险。

    风险之十：清算不能的法律风险

    对 于失败的风险投资项目来说，清算是风险资本退出的唯一途径，及早进行清算有助于风险投资方收回全部或部份投资本金。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清算包括非破产 清算和破产清算两类。非破产清算是指因企业营业期满解散、股东会决议解散或者企业违法被责令关闭解散等情形下的清算；破产清算则是指企业因资不抵债、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而被依法宣告破产后的清算。在破产清算中的法律风险在于，由于企业已资不抵债，风险投资方作为股东投入的风险资本也就血本无归；非破产清算的 难点在于形成公司僵局后的顺利解决，虽然新的《公司法》在第一百八十三条对此作出了原则规定，但由于缺乏操作性的具体司法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 中还很难得以实施。